刘邦虽然羡慕嬴政，一开始没有打算完完全全模仿嬴政，可以说还是有意识地拉开了距离。常理而言，他不会、也不应该效法已经被天下人同仇敌忾、弃之如履的皇帝。后来的变化，有些或是他自己也未曾料到。（本小节引文出自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叔孙通传记的不一一加注。）
刘邦称帝的时候，大家不能接受秦皇朝的繁琐礼仪，刘邦自己可能也觉得麻烦。所以，西汉最初的朝廷礼仪一如草莽。大臣们在朝堂上往往过于随便，甚至“醉或妄呼，拔剑击柱”。这里的“妄呼”，就是直呼刘邦姓名、甚或是小名。其中许多人都是从小就喊着刘三和刘邦一起长大的，喝醉了也不免搂着肩膀再喊两声。刘三毕竟已经不是刘三，老弟兄们太无上下之分了，刘邦不免“患之”、“亦厌之”。于是有叔孙通制礼仪。古来大都这样解读。
这种解读或距离太近了。稍稍拉开一点才能看得更完整、更清楚。
大臣过于随便的现象不应该是这时才有而应该是一开始就有。刘邦为何这个时候才不能忍受？
大臣过于随便的现象不应该是越来越重而应该是越来越轻。刘邦为何越来越轻的时候反而不能忍受？
叔孙通这时只是博士，非大朝会，非皇帝召见或皇帝允许，这一级的官员一般见不到皇帝；他能见到皇帝意味着皇帝愿意见他。
逻辑而言，叔孙通制礼仪发生在田横之死、讨伐臧荼、诈擒韩信、韩王信叛乱之后。这一系列性质相近实践的反复刺激下，越来越严重的言而无信、忘恩负义舆论的包围中，刘邦思想上会不会产生增加皇帝威严的需要？潜意识中，他应该需要大家更加尊重他。所谓制礼仪，类似后世的站军姿。汉初朝臣，大都是百战归来、军功赫赫的大功臣。除了刘邦本人，谁还有力量让这帮人站军姿？！
这应该是叔孙通制礼仪的主要原因，其次才是叔孙通个人的原因。
为什么是叔孙通（？-前194年）主办？
他原本是秦皇朝的博士，曾经在秦皇朝的朝堂上亲身体会过朝仪制度的赫赫天威，别人都没有见过。这般逻辑粗看顺理成章。略一琢磨就不对了。
汉初功臣中，亲身体会过朝仪天威的并非只有他。最少还有一个，张苍，秦时为掌管文书档案的柱下御史。那是在大殿之上、皇帝上朝时的工作人员之一，应该比叔孙通见得多。且这个时候的位置比叔孙通要高很多，说话更方便。
还有萧何，全面接管了秦皇朝的档案材料。当时朝廷礼仪是重要制度，应该包括在其中；倘若想办，翻出文书档案照着来就是。此外，秦皇宫的大量工作人员应该还在，长安去咸阳不远，萧何应该有所接触乃至留用。他如果想要办这个事情，更名正言顺，也更方便。
那就只有一个解释，张苍、萧何没有这个积极性。这一点，后世大都忽略了。
叔孙通为何有这个积极性？他需要这个进身之阶。他的知识结构过于单一，自逃出秦廷、加入汉军之后，武不能上阵杀敌，文不能运筹帷幄，甚至也不能筹集粮草，在战争环境下百无一用，颇为尴尬。他原为秦廷博士，刘邦照惯例用为博士。他最迟是秦二世二年就投身义军了。战争年代、十年时间，还是博士，岂止是慢？！跟随他的弟子们早已不能忍受，牢骚满腹。他自己迫不得已，甚至找了几个敢拼命的小毛贼引荐给刘邦以为贡献。他太需要一个机会了，勉强能派得上用场的又只有这个长处，刘邦称帝之时就曾提出这个建议。那个时候刘邦还不需要，现在终于需要了。
于是，对之后历代皇朝、对之后两千年中国影响重大的一幕出现了：
（叔孙通）说上曰：“夫儒者难与进取，可与守成。臣愿征鲁诸生，与臣弟子共起朝仪。”高帝曰：“得无难乎？”通曰：“五帝异乐，三王不同礼。礼者，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。故夏、殷、周礼所因损益可知者，谓不相复也。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。”上曰：“可试为之，令易知，度吾所能行为之。”
叔孙通将其弟子、若干鲁国儒生、皇帝侍从集合起来扮作群臣演习朝仪，费时月余。刘邦看了说“吾能为此”，下令群臣学习。
在这件事情中，刘邦的位置是南面为君、自然容易接受；如果北面为臣，他极有可能是带头反对的。
汉七年（前200）十月，在维修一新的长乐宫中，按照新的朝仪举行了第一次大朝会：
先平明，谒者治礼，引以次入殿门。廷中陈车骑戍卒卫官，设兵，张旗志。传曰“趋”。殿下郎中侠陛，陛数百人。功臣、列侯、诸将军、军吏以次陈西方，东乡；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，西乡。大行设九宾，胪句传。于是皇帝辇出房，百官执戟传警，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。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。至礼毕，尽伏，置法酒。诸侍坐殿下皆伏抑首，以尊卑次起上寿。觞九行，谒者言“罢酒”。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。竟朝置酒，无敢欢哗失礼者。于是高帝曰：“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！”
这一套从秦皇朝继承下来的朝廷礼仪到底是些什么？刘邦为何就能“知为皇帝之贵也”？看看朝臣的规定动作就会明白：
——引以次入殿门。大臣进入宫中如同士卒一般列队，根据官职高低依次行进。这就此成为中国官员共同行动时自觉遵守的基本规则。有点像幼儿园小朋友排队，次序都是老师确定的，谁若是乱了次序，老师就会批评、甚至直接提溜过去。
——趋。行进方式是一溜小跑。